我和赵颖打开相机，调好焦距光圈快门，对着棺盖拍了几张。高阳直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皇太极的头骨应该还在正中这口棺木之中，我们谁进去？”我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我去！”赵颖拽了拽我的手，小声说道：“我陪你！”我点颔首，三人走到正中这口伟大的棺木前。只见棺木保存齐备，足有一人多高，高阳将手电递给我，蹲下身子，道：“踩着我肩膀上去！”
我接过高阳递过来的手电，看了看赵颖，然后踩住高阳后背，纵身翻进棺木。不一下子，赵颖也翻了过来，我们两人定了定神，借助手电的光亮四下打量着这口伟大的棺木。棺木之中已经几乎空无一物，我们落脚的地方，是底板的右下角，棺木的正中盖着一床锦被，只是因为时间久远，几乎已经变成了黑色。
赵颖道：“我来打手电，你拍片子！”我点颔首，接过了赵颖手中的相机。赵颖手执电筒，慢慢走向前面，虽然特别很是警惕，但鞋子踩在已经腐蚀的棺木底板上，照旧赓续发出“吱吱”的怪啼声响，甚是骇人。随着赵颖越向前走，我的心跳也是越来越快，终于走到被子终点，赵颖蹲下身来，伸手攥住了锦被。
这时我的心脏已经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赵颖用目光向我扣问，我努力压住心中的恐惊，将相机调好，冲她点颔首，赵颖定了定神儿，一咬牙，伸手翻开了锦被！
锦被之下，是一张狰狞的骷髅，后面的头骨已经完全碎掉，仅仅剩下从头顶向前脸部的一半，一个拇指粗细的眼孔，长在额头正中三分之处，我不及细看，从各个角度延续拍摄了几十张，又换过挎在颈上的数码相机拍了数张后，对赵颖说道：“成了！”赵颖放下锦被，脸色灰白，我们没有再说什么，翻身爬出了棺木，下面高阳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我简单答了一句：“好了！”然后拉过赵颖，对高阳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三人快速走出金券，收拾好东西，急步奔出了墓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事后回忆起走出墓道这一段经历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惊袭上心头，只记得我紧紧跟在赵颖身后，高阳在前，一口气爬回了树洞入口之处。一起之上，我经历了这一生从未有过的恐惊，隐约感觉就在我的身后，有一股无法说清的神秘力量，就像附骨之蛆，紧紧地追随着我。那种恐惊，假如是没有经历过的人，根本无法理解，我只觉得那种刺入骨髓的寒意，附着在每一根毛发之上，甚至深入骨髓，我只能拼命向前爬，向前爬。出了树洞，我才发现双手双脚，以及手肘膝盖的珍爱物全被磨掉，身上全是蹭伤。
好不容易爬出了树洞，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，高阳警觉地向周围看了看，确认周围无人，第一个爬下大树。五分钟以后，我们已经悉数坐在了车里，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。二十分钟以后，我们开回了宾馆，在车上我们先分别换上干净衣服，又用湿纸巾将脸上擦净，才回到所住的房间。第二天下战书，我们回到了北京。
从沈阳回来，我们将胶卷顺路送到中国图片社冲洗，然后回到我家迫不及待打开电脑将数码相机里面的图片转到电脑里。但特别很是遗憾，图片都特别很是不清楚，黑糊糊的一团，分不出细节，估计是地宫中实在是太过阴暗，连闪光灯都不能取到很好的结果。所有的盼望就只有那两卷正在冲洗的底片，幸亏这次我们带的胶卷是柯达一千六百度的彩色专业胶片，但照旧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拍摄清楚。
由于忙了整整两天，赵颖坚持不让我送她回家，于是这个义务交给了高阳，他恰好顺路。他们走后，我晚饭也没吃，倒头便睡，一觉睡到星期一的早上。不过睡得并不扎实，一直地做梦。
第二天是周一，放工以后我从图片社取回照片。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内心惴惴不安，所幸毕竟用的是专业底片，图像照旧特别很是清晰。我心中窃喜，没有来得及细看就去接赵颖，当天晚上，我们三人又聚到我的家中。
我们将图片中最清晰的几张放在沙发茶几上细细观瞧，图片共分为两类：第一类是棺盖上的字迹，另外一类，就是皇太极头骨正面照片。字迹不用讨论，我们三人都不识满文，而头骨上的“天眼”，经过我们细心观察，随后又七嘴八舌地商讨了许久，仍不能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意见，每种设想都难以自作掩饰，到最后，我们都比较倾向赵颖的猜想，那就是“天赋畸形”。
我们当中并没有人学过医科，所以也只能是猜想。于是大伙分工，高阳有一个同窗在北大考古系主攻清史，懂得满文，所以棺盖上的字迹由他负责找人翻译；而我则通过积水潭医院的高豪，探求一位遗传学或者和遗传有关的医学专家，追求答案。
高阳那边倒是颇为顺利，不出两天便将那句满文翻译出来，答案和当初军师所讲的完全一样，棺盖上那句满文翻译成汉语，是如下这十四个字：
擅动我棺木者，六月内必死于非命！
看来军师没有说谎，“诅咒”之说，确有其事。看完这句翻译，大家都是心中惴惴，严重了很多天，赵颖和高阳特地搬过来和我同住。但是过了一个多月，除了经常会做些噩梦，此外睡眠质量大幅降落以外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怪异的事情，大伙儿的心情都渐渐放松下来。
然而我这边的工作却是颇为不顺，中国医学界专门搞遗传研究的专家并不算多，而且极为难约，加上我又不肯说出实情，高豪一个小小的大夫，也没有那么大体面，所以直到一个多月以后，我才在协和医院见到了一位中国遗传学界的权威人士，而且他只给了我半个小时时间。